乡下也开始传开了。赶集的农民从城里带回皱巴巴的传单，蹲在村口念给识字不多的人听。有个村子组织妇女连夜缝制口罩，往里面垫艾草和石灰粉。消息顺着驿道、水路、铁路扩散，像野火燎原。
参军的人数猛增。原本冷清的征兵站前排起长龙。年轻人带着干粮和旧衣来报名，不少人直接写下遗书交上去。一名十六岁的少年被拒收，因为他未满十八岁。他当场撕开衣服，露出瘦弱的胸膛，“我能扛枪，我不怕死。”征兵军官红了眼，破例收下。
林婉儿不知道这些。她还在前线土屋里，每天照常巡诊、记录伤员情况。她见过太多痛苦，已习惯把情绪压在动作里。吃饭时筷子稳，走路时脚步重，说话时不看人眼睛。只有夜里独坐时，才会盯着煤油灯发怔。
但她知道文章走了出去。第七日中午，一名换防下来的士兵递给她一张皱纸，“记者同志，我们在镇上看到你的名字了。”纸上是半页手抄文，字迹潦草，但标题清晰可见。她接过，手指在“林婉儿”三个字上停了一瞬，然后点点头，把纸折好放进衣兜。
当天下午，一辆军用吉普驶入营地。司机跳下车，直奔指挥所。二十分钟后，陈远山走出屋子，抬头看了看天。他没说什么，转身回屋打电话。线路不通，他又写了份电报稿，交给通讯员。
林婉儿在医务棚整理药品时，听见外面传来新的动静。一批新兵到了，人数比往常多出三倍。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军装，脸上还带着泥土和汗水，但眼神亮。带队的班长喊口令时嗓子沙哑，却格外有力。
她走出棚子，看见其中一个年轻兵掏出一张残破的传单，小心翼翼展开，对着阳光辨认上面的字。他念得很慢：“每一个流泪的眼睛……都在作证。”念完，他把纸叠好，塞进胸口最里层的口袋，像是藏一件贵重物。
傍晚时分，风又起了。林婉儿坐在屋檐下擦相机镜头。远处沙袋圈里，那只未爆的铁罐仍在原地，顶部的红三角在夕阳下泛着暗光。她抬眼看了会儿，站起身，走进屋里点亮油灯。
灯芯跳了一下，照亮桌上的笔记本。她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日期，然后停住笔。窗外传来集合哨声，新兵们正在列队。她听着那整齐的脚步声，慢慢合上本子。
脚步声越来越齐，像鼓点敲在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