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对劲的不止一处。”我说。
周婉宁凑过来，手指划过她电脑屏幕，把卫星传回的画面截图导入。“我做聚类分析。”她说，语气平稳，像在实验室调试仪器。
我继续扫剩下的点位。
第二十六个，画面清晰，站台边缘有个红色计时器露出半截，外壳样式和市政广场那个一样。数字被遮住，但形状对得上。
我盯着那东西看了两秒，喉头发紧。
“你那边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“二十多个站点有异常布置。”我说，“不是巧合。”
她没抬头，手指敲得更快。“初步判断，风险集中在老城区三条主干线路交汇带，尤其是二号线与五号线交叉的三个枢纽站。其他区域也有零星布控，可能是干扰项。”
我点头，视线还在那张计时器画面上。
这时她拿出卫星电话，黑色机身，接口磨损严重，但天线能伸缩。她输入一串代码，先拨市政应急中心，接通瞬间，耳机里只有电流杂音。再拨公安特勤组，响了半秒，断线。第三次，交通调度局，这次传来一段扭曲的人声：“……别……找……我们……也被……”然后彻底静默。
她拔下耳机，脸色没变，只是把电话收进内袋。
“全被压了。”她说，“不只是民用频段，军规通道也被干扰源覆盖。”
我摸了下左眉骨的疤，指腹蹭过弹片留下的凹痕。这伤是十年前落下的，从那以后我就知道，有些仗，只能自己打。
“他们想让我们孤立无援。”我说。
“现在就是孤岛。”她看着电脑，“但至少我们还有眼睛在天上。”
我盯着星图界面，红点密布，像一片正在扩散的锈斑。倒计时还在走，71:38:12，每过去一秒，离爆炸就更近一步。我们手上有卫星，看得见问题，可看不见解法。
“情况比想象中复杂。”我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说给她听，也像是说给自己，“得尽快找到破解之法。”
她抬眼看向我，碎花裙的袖子蹭着键盘边缘，沾了灰也没管。左手还握着卫星电话，右手正保存分析结果。
我收起战术手电，重新整理背包。匕首在后腰，手电在侧袋，女儿画的全家福折好塞进夹层。平台上的风大了起来，吹得烧焦的铁皮哗啦作响。